乌合之众
任何一种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，而环境的突变，却会让这种可能性表现得更为突出。
无意识主宰着有机体的生活，而且在有机体的智力活动中，这种力量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
我们以为自己是理性的，我们以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有其道理的，但事实上，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行为，都是一些我们自己根本无法了解的隐蔽动机的结果。
第一个原因：本能的力量，而激发一个人最原始本能的决定性因素是数量。
处于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“正义”力量，对他们来说群体就是正义，数量就是道理；即便不然，群体中的人也会有一种“法不责众”的想法，因而他们在行动时就表现得理直气壮。
但是当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处于孤零零的单独个体的时候，后天的教育与内心的良知都对他起着约束作用，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对自己的这种本能行为加以控制。
单独一个人必须要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——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。 但是，群体则不然，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，群体就是法律，群体就是道德，群体的行为自然是合理的。
传染——感性的、本能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，而理智的、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不起丝毫作用。
因为理性的人所抱有的是持续性的怀疑精神与思想的独立意识。
现代心理学认为：类同于群体表现的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，主要是以女性、野蛮的原始人以及儿童为主。
群体就意味着约束的解除——因为数量就是正义——群体对此看法是没有任何疑义的。
群体是用形象来思维的。
群体对于这样一个事实视若无睹，他们永远只看到他们认为应该看到或者他们希望看到的东西。
任何人都不要发誓永远不会受到别人的影响，即使是聪明人也不例外。
夸大其词、言之凿凿、不断重复、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——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，也是最直接、最有效的打动群体的手段。
一个民族固然可以拥有感性气质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艺术与文学的发展。但是这种情绪化的民族性格却万万不能过于严重，否则一切善恶标准、是非观念都将会被轻易地抹杀。
假如一个民族过分地严谨而理性，最严重的后果无非是精神领域的空虚；但如果一个民族只按照情绪的指令来行事，那么简直无异于灾难性的后果。
当群体以名誉、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时，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，甚至达到让他慷慨赴死的地步。
能够打动他们的因素，只有形象。只有形象能吸引或吓住群体，成为它们的行为动机。 因为群体只会形象思维。
从这里可以看出，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，都必须遵循以下两点原则。 第一，采取的形式必须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。 第二，一定不要做任何多余的解释，只要再列出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就足够了。
一旦民众开始迷信一个人，常常会攀比谁更迷信。
偶像崇拜这种形式并不会真正地消亡，无论时代进步到何种程度，即使不再有圣坛与雕像存在，也会有新的形式来替代它。民众的迷信与崇拜，不会有丝毫的减少。
可以说，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，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。
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，是经验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！
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这一点，还任由我们的学校培养一批批狂热的暴徒、无知的民众，那么可以预见，在不远的将来，为我们的民族走向衰败铺平道路的，必将是我们的学校。
假如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发生了变化，开始对某些词语唤起的形象深感厌恶，而有些东西又实在没办法改变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这些词换个说法，用新名称把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。
可以这样说，推动各民族演化的主要因素，永远不是真理，而是谬误。
今天，社会主义之所以强大的原因，就在于它是仍然具有活力的最后的幻想。尽管有许多证据证明了它的荒谬，但它依然继续发展。 它具有这样的生机，都是因为它的鼓吹者是非常无视现实，因而敢于向人类承诺幸福的人。如今，这种社会主义幻想肆虐于过去大量的废墟之上，未来是属于它的。
凡是能向他们供应幻觉的，就能够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；凡是让他们幻想破灭的，最终都将沦为他们的牺牲品。
演讲者必须要遵循听众的思路，而不是自己的思路，
群体永远不欢迎理性，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也并不是理性。 对于群体来说，理性除了反面的影响，什么作用也无法施加，他们接触到的理性越多，就越是憎恶理性，也就变得更加狂热。
凡是能够打动群众灵魂的人，无不有着狂热的信仰。
可以说，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，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，而是当奴才的欲望！
每个领袖都有自己独特的动员手段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，也十分明确，即断言法、重复法和传染法。
放眼今天这个世界，无论是意见、观念、文学作品甚至服装，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？这也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，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，而不是论证。
就历史而言，尤其是文学和艺术的历史，实际上只是在重复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。每个人都不想这样做，但是历史所具有的名望压迫着他们，每个人最后都会重复他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，直到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些再没人敢说三道四的称号和事物。
要意识到自己的名望，并懂得以命令的方式将它运用起来。
名望的产生与若干因素有关，而成功永远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。
就今天来看，社会主义信念虽有明显的破绽，但也没有阻止它们赢得群众。因为它成功地抓住了群众，让它们开始信仰社会主义。
现代人的历史观正在逐渐消亡。这指的是他们在判断问题的时候，很难秉承一个长久的标准。
巴士底狱里总共只有八个人，除了监狱长外，其中有四个是假证件贩子、两个精神病患者，以及一个性变态者——此人的性倾向使得他的父母不得不把他交给巴士底狱代为看管。 监狱长的职责，就是以保姆的身份，照料这些病人。当暴乱者冲进来的时候，监狱长正在替一个精神病患者擦口水，他转过身示意这些暴动者不要大声喧哗，以免刺激到病人让他们发病。
毫无疑问，普选制度的弱点十分突出，因此我们很难对其视而不见。但是我们无法否认一桩事实，那就是社会一定是要由少数人操纵的。
那就是各种制度和政府对一个民族的生活来说，只能产生很小的影响，它主要受种族的禀性支配。
因此，无论情况多么错综复杂，种族和我们日常所需这两架枷锁，才是决定着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因。
第一大危险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。它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。
议会将会导致的第二大危险，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。
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，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，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。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，消极、顺从、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。 如果到了这样的地步，那么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。政府的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。 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、首创性和指导精神。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，领导一切，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。于是，国家最后就变成了全能的上帝。而经验告诉我们，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，也不十分强大。 在很多民族中，所有的自由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，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，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。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状况上所起的作用，和一切具体的制度一样大。这是直到今天，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。